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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 | 黄玉顺:儒学更贴近生活

2019-06-19 15:30:00  作者:  来源:中国孔子网综合

  黄玉顺,1957年生,成都人,山东大学教授。1981年毕业于成都大学中文系。1992年毕业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1997年赴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蒙培元先生;200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。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、《儒藏》学术委员、《原道》学术委员。   

  主要研究领域:中国哲学·儒家哲学;中西比较哲学·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。提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“生活儒学”思想。

  我为什么研究儒学

  事情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。孔子说过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我认为,20世纪80年代是“思而不学”,90年代是“学而不思”。80年代的“思而不学”,当然也可以说有所学,但那是食洋不化,自以为颇有“思想”,其实不过是邯郸学步、拾人牙慧而已;而其无所学,是数典忘祖——数西学之典,忘国学之祖。那是“五四”全盘反传统、全盘西化的一种惯性运动。90年代的“学而不思”与之相反,其所谓“国学热”,李泽厚说那是“思想家淡出,学问家凸显”。我本人亦如此:8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,90年代变成了一个学究,一头扎进古典文学、古代文献、文字训诂之中。

  最近10年儒学界逐渐展开了一场“儒学复兴运动”,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,开始形成学派,在儒学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发挥儒家的当代形态的新思想、新理论,在当代儒家思想理论的视域下重新诠释儒学的学术传统、历史。人们称之为“大陆新儒家”,以此与20世纪的“现代新儒家”相区别。

  “生活儒学”思想的探索,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,但此前20年的铺垫准备也是不可忽略的。转变发生在我师从蒙培元先生治儒学(1997_2000年)。

  以上的转变只是一种外在的勾画。事实上,这种转变之中,有一种持续不变、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。我曾谈过,“五四”时期的自由派、东方文化派、唯物史观派,尽管歧见纷呈,但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某种意义的“民族主义”——他们都在探索回答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。这就叫“一致而百虑”。改革开放时期亦然,即使90年代的学问家也没有忘记“中国之命运”问题,只是由于某种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,大家才埋头于“国故”了。

  我本人从来就不追求成为一个“学问家”。说到“学者”,那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“学者”。孔子说过: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所谓“为人”,就是“为别人而研究别人”,孔子所说的“为己”则不然:研究自己的问题——关乎当下生活的问题。这种学问,叫做“为己之学”。这就是我研究“生活儒学”的初衷。

  我怎样研究儒学

  研究“为己之学”并不意味着不去研究别人,不去研究哲学史或者思想史。问题是怎样研究?这就涉及到“方法论”问题,其实是观念问题、思想视域问题:以怎样的观念、怎样的视域去研究?那种对象化、知识化的“客观”研究,其观念前提是:我是研究的主体,儒学是我的研究的客观对象。这显然是建基于“主—客”观念架构的,而这种观念正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面临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困境,即“认识论困境”:我如何可能确证对象的客观实在性?即便承认其客观实在性,我的主观意识如何可能穿透某种区间而通达于客观对象?

  这种穿透、通达问题,胡塞尔称之为“切中”(treffen)问题。事实上,不仅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不能确证、切中“形而上者”的客观实在性,而且任何科学同样也不能确证、切中“形而下者”的客观实在性。所以,马赫才说:我所研究的绝非什么客观的天体;我所研究的不过是感觉的某种复合体。但他这种彻底的经验主义哲学也会面临许多困境。其实,科学与宗教信仰有一个根本一致之处,就是全部基于一个既无法“证明”也无法“证实”的根本的预设(presupposition)——存在预设。这种预设,奎因称之为“本体论承诺”。这其实是一种信念或者信仰:belief。问题在于:如果人类全部可能的观念、知识无不基于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预设信念,那么这种信念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?胡塞尔提出了这个深刻的问题,但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,他退缩到所谓“纯粹意识”之中。甚至海德格尔也仍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,生存现象学整个建基于“此在”(dasein)这个特殊“存在者”(Seiendes)而不是“存在”(Sein),于是“存在”反倒成为了某种“存在者”所给出的东西,结果这种“存在者”(das Seiende)俨然成了一种“形而上者”。问题在于:此在本身何以可能?“被抛”的概念无法澄清这个问题,反倒同样会陷入到上述困境之中。

  在我看来,正是孔孟解决了这样的问题。这就是我选择儒学的原因,也是我研究儒学的“方法论”。不过,我所说的解决了问题的“孔孟”并不是程朱陆王所说的“孔孟”,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说的“孔孟”。他们所说的孔孟,俨然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家。这样的“孔孟”同样面临上述不可克服的困境。我所理解的孔孟,他们的思想视域不是形而上学的,既不是经验论的,也不是先验论的,甚至也不是所谓“生存论”的;他们的思想当然具有这些成分,具有形而上学层级、形而下学层级的建构,然而这些建构成分都是由某种更为本源的视域所给出的。这种本源视域正是生活儒学所要首先加以揭示的。

  儒学本身同样是由当下生活给出的,所以儒学才会“日日新,又日新”,才不仅有王权时代的儒学形态(例如周公)、转型时代或曰原创时代的儒学形态(如孔孟荀)、皇权时代的儒学形态(例如汉学、宋学),还有民权时代的儒学形态(如现代新儒学、当代儒学)。在我看来,只要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儒学:用仁爱来解释一切现象、解决一切问题。在这样的观念下,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儒学,理解“生活儒学”。

  儒学更贴近生活

  黄玉顺早年学中文出身,儒学和哲学之外,他也写一些谈文学的文章,比如“新诗音律研究”。偶尔也关心一下三农问题、计划生育和钱学森之问。他觉得,学文学的好处在于重视情感,而所有理性都是为情感服务的。所以,“爱”成了“生活儒学”的关键词。

  “生活儒学”是黄玉顺2004年提出的,一出炉即受到关注,也引发不少争论。黄玉顺说“其实很多人都没明白我的意思,我的基本思考是传统儒学如何和现代性接榫,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”

  生活儒学所说的“生活”也不仅仅指现代性的生活,而是涵盖古今中外一切生活方式的生活。这是生活儒学所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想视域。所以我总是说:“生活即是存在,生活之外别无存在。”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态而已,只是生活之流的一个河段。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: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不是“现代性”,当然更不是“前现代性”,甚至也不是“后现代性”,而是“当代性”,或者叫做“当下性”。所以,我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叫做“当代主义”,我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。生活儒学既要超越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,也要超越现代主义,回到真正的“大本大源”——生活。在我看来,孔孟儒学就是这样的思想视域。所以,我才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标志为“生活儒学”,即是一种儒学。(综合: 深大社科学报、网络资料)


责任编辑:赵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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